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到底有多少人？
淮海战役的胜利，不单单是共产党军队的胜利，更是广大支前民工的胜利。因为，当时支援前线的民工数量巨大，据统计高达543万人，远远超过了参战的军队的兵力数量。
这五百多万的民兵几乎都来自淮海战役战场周围的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四个省份。其中，随军的常备民工有22万，二线的民工有130万，其他近400万都是后方临时调动的。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运送粮食和弹药装备。据说为了打这场战役总共筹集了9.6亿斤的粮食，最后运送到前线的也有4.3亿斤，而这些都是民工们靠小车推靠担子挑靠肩膀扛送过去。据说当时的民工队伍里，大小车辆有88万辆，挑子30万副。此外，他们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护送伤员。为此，准备的担架就有20万副，他们最后转运了9.8万伤员，这些士兵的生命都是他们拯救的。
据说，战役初期，中共方面初步预算的兵力与民工的比例是1:3，可是到了第三阶段已经高达了1:9，也就是说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身后，都有九个民工在支援他。由此可见百姓们支前的积极性之高。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粮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养起庞大的军队的？
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河南大败，37天失城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双双被撤职查办，蒋介石第一心腹陈诚临时出任司令长官，并在西安举行中原战事检讨会议。陈诚经过调查惊讶的发现，战区各仓库平时把作战用的军粮以高利贷的形式发放给民众坐吃利息，盗卖军粮更是司空见惯，洛阳城内出售的粮食有一半是军官倒腾来的，与之对照的是，河南百姓已经饿的卖儿卖女了，坊间盛传“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和之后的粮食紧张是怎么造成的呢？重要原因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盲目扩军和“与民争粮”，汤司令把自己的基本部队从一个第31集团军扩充成为四个集团军约40万人马，而再加上第一战区其它派系的部队，以及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和第五战区在河南境内的驻军，这一数字达到100万之众，尚不计侵占河南部分地区的日本侵略军。
粮食是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物资，战时一般由国家统一控制和调拨，吃不饱饭的军队是没有办法作战的，而军队又是完全脱产的庞大耗粮群体，因此在抗战时期只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军粮问题，一是在驻扎区域就地征收，二是通过粮食高产区的交易和流通，三是从国外进口或得到援助。
本地自产和征收军粮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重要粮食产区迅速沦陷，供给出现严重失衡，粮食已经非常紧缺，部队的口粮标准一再下调，从抗战前的每天三顿饭改为二顿，还未必每顿吃的饱。抗战相持阶段的主战场就是河南和湖南，湖南是鱼米之乡，所以薛岳第九战区的几十万大军尚可维持，甚至还可以结余一部分转运西南大后方，所以湖南的坚守意义非常重大。
1943年日寇第11军发动常德攻略战，其重要目的就是摧毁这个粮秣重镇，破坏重庆政府的抗战后勤。而河南却只能依靠风调雨顺，一旦出现“水旱煌”灾，粮食产量就会锐减。比如1942年河南大旱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尽管重庆政府决定当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一石约120斤），这仍然大大超出了河南民众的承受能力。
结果蒋鼎文和汤恩伯等人最终征收了285万石约3亿4千万斤，如此的横征暴敛终于让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耗尽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逃荒或死亡。
粮食贸易和区域流通
侵华日军自然清楚粮食的重要性，所以对河南地区进行了严密的物资贸易封锁，此时中条山防区已经全部沦陷，黄河以北都是敌占区，黄河自然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封锁线；而豫南自信阳到武汉地区被华中日军第11军所占，豫东地区也被日军华北方面军所控制，河南等于三面被封锁，粮食等重要物资根本无法运进来。狠毒的日军同时严禁灾民流向日占区，百姓唯一有活路的只有经豫西前往陕西，这就是大批灾民西逃的原因。
河南大灾爆发的时期，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即河南全省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则控制着其余68个县，军队驻扎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另外还有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如此混乱的战场局面不仅使得粮食大幅减产，粮食流通也至为困难，
国外采购和国际援助
抗战期间这个渠道获得的粮食数量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国民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要用来购买更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一方面是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被鬼子基本封闭，从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定《日苏中立条约》开始，北方已无外援通道，而华东、华南沿海全部被日军封锁，甚至是大西南通过越南的出海口也被切断，唯一的输血管仅剩滇缅公路，其有限的运输能力只能保证优先保证进口军用物资，到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滇缅失败以后，这条通道也不复存在。
而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严密封锁和“三光政策”下更为困难，1940年以后各部粮食普遍不足，不得不以黑豆、麦麸等充饥，129师甚至发布命令：部队不得扒榆树皮吃，以免“与群众争食”，可见情况之严重。但是八路军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同时各部队能够开展大生产自救，比如359旅的南泥湾，这是国民党部队所做不到的。
总体而言，抗日战争毕竟是民族战争，中国军民还能够同仇敌忾共渡难关，重庆政府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的军粮供给政策，并对军粮供给机构、办法、渠道、标准进行了一些列调整，同时尽最大努力挖掘大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能力，在抗战中后期有了较显著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上升，总产量虽有起伏，大体上呈较明显的成长趋势。
以1939年国统区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水稻产量增长了54%，棉花产量增长了77%，麦产量增加幅度竟达11倍，基本还能够满足军队粮食需求，但是非战斗人员和百姓的日子要苦得多了。
解放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看过《北平无战事》的都应该记得，北平200万市民和几十万军队，竟然全部要依靠美援粮食度日，陈明仁坚守四平成功，却因为用大豆包垒工事落下个“糟蹋美援物资”的罪名而被撤职。
而淮海战役解放区民众支前粮食却达2亿2千万斤，鲜明的对比证实：国民党之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尤其是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供给崩溃。